连续三年营收低于1000万元 *ST新亿将退市

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而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

避险就是要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重点是防止金融体系由于流动性紧张引发的停摆和混乱。从这个角度说，财政政策重点是救助，国家已决定发行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应主要用于救助。

土地管理法已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口子。——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好处是：从各自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如果中国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靠的是刺激政策，那么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空前宽松的宏观政策至少也应该将其增速搞到6%以上。——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

短期政策要聚焦于恢复、救助和避险。显然，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而是要优化制定再分配的政策，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尽量在不伤害劳动积极性的条件下，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社会公平。

比如我们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的问题，过去这几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财政和金融援助力度是很大的，但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一直欠佳。比如，今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但是第一季度登记的失业率比去年同期反而是下降的。在这方面，新结构经济学做了不少相关学术和政策研究，比如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根据当地的禀赋结构运用增长甑别与因势利导的分析框架(GIFF)，再比如，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区别对待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以及战略型这五大类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划分，为尽可能减少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乱为与不作为提供具有学术严谨性的政策实践指导。因此，促进长期增长与推进市场化改革本身非但不矛盾，反而应该是互相促进的。

换言之，当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足够低的时候，GDP增速的目标会迫使官员去寻找除了投资以外其他遏制经济增长的关键桎梏，并且设法改善之。当然，面对新阶段新形势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就要保证GDP增速目标不能定得过高，而合理的增速目标的制定依赖于对潜在增长率的判断，而后者需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国内外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做综合判断，对此我们国家的决策部门已经在相当长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判断经验。刚刚过去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设定今年全年GDP增速的目标，这一变化引发了很多讨论。二是低质量的粗放增长问题，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低，质量差，不耐用，甚至会危害生命健康安全。这也要求对地方官员的调动不能过于频繁。

这听上去似乎要比GDP增长更为民生考虑，但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保就业目标在实际中执行起来的效果究竟会怎样，防止走偏。改革需要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打破现有的显性和隐性规则，所以官员倡导改革容易得罪人，影响仕途。而且改革需要多方协调，很多时候无法自己拍板决定，容易拖延。一旦明确公布了GDP增长目标，所有的扩张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都会容易被批评为强刺激政策，被批评为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政府过度干预。

这是政策宣布的修辞策略了。在我们国家，GDP的统计与核算一直非常受高度重视、关注和研究，而且可以通过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多种方式核算，并且互相印证，因而数字造假的技术难度也会比较高。

所以，综上所述，若论统计误差，就业方面统计指标或许要比GDP增长的指标还要大些。这种担心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些具有内生制度原因。

关于就业量的统计，虽然不需要计算价格，但是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现在有了疫情以后，这些学者更是希望以此为契机，从此完全取消GDP增长的考核目标。当然，我们政府政策报告中不对外明确宣布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在实际制定各种宏观与发展政策时不考虑GDP增长率，从技术上来说，没有GDP增长率目标假设，根本做不到对各种政策之间内部逻辑的协调。另外，从统计与核算的流程设计和技术操作上，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统计与核算的准确性和独立性，比如对调研过程进行网络跟踪，在线填报，尽量减少干预和中间数据修改的环节等等。我们当然要严厉防止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官员捏造GDP数字，虚假上报和发布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但发挥着关键作用 那么创新究竟能不能成功就变得更为艰难，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你可以有好多的定义，最简单就是不循规蹈矩，就是破坏规则，这个我们需要一种非常大的勇气，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谈的。

（2）商业上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我们讲在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能赚钱，意味着你花的资源成本不能够用你创造的价值来弥补它，你就是浪费了社会资源，你就应该被淘汰。

英国人还写一个小册子，说英国人喝咖啡，英国人就会变成土耳其人。激光技术什么时候变得有价值呢，过了十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玻璃公司，生产了一种高纯度的玻璃，那个玻璃累得像汽车玻璃那么厚，从这边到那边看仍然像一个窗户玻璃一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用这种玻璃测试激光效果很好，这样就有了光纤，有了光纤我们才有了互联网，所以今天激光技术又变成了一个叫通用技术，几乎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激光。

我这儿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英特尔的第五任CEO他在任期没满的时候，年龄没到他就辞职了，为什么辞职了？很简单，就是他犯了英特尔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乔布斯要生产Iphone手机的时候找到他，说我希望英特尔给我生产芯片，每个芯片10美元，欧德林就让他的销售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准备一个小组来研究可行性如何，写了厚厚的报告，说No，这是肯定亏本，因为我们要研发这个芯片投入很大，这个芯片的销量不会特别大，然后他就否拒了这个单，告诉乔布斯这个单我们不做。乔布斯最后只好找到三星来做了这个事，所以三星后来就起来了。

管理决策，你开了个餐馆，每天要进多少蔬菜多少肉，这是管理决策。再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定要把管理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分开，我们企业当中95%都是管理决策，不到5%的是企业家决策，但企业家决策是最关键的。第二个我想谈一下，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改变约束条件的本身。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讲米不是饭的条件，如果你认为，这个饭能够赚钱，你就能够找到做米的人，你找不到做米的人，你还能找到种稻子的人，你还能找到人去种稻子。

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IPHONE手机，乔布斯在生产IPHONE手机的时候，其实智能手机已经在了，但乔布斯希望用一个手指头可以操作手机，这样他就创新了新的屏幕，就是多点触控技术代替过去的键盘或者手写笔。那么我想我讲的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每一种创新都会同时遇到，但是或许任何一个创新都会遇到至少其中一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那么过去，我们知道你要争出领土建立实实在在的人的帝国，现在好多企业家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这个商业帝国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的满足。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的成本在上升，我们套利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创新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英国的保险公司，直到过了100年，也就是十九世纪中期，才愿意给铁船提供保险，因为在之前不知道如何收保费，因为过去的船都是木船，铁船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统计的规律。我们去医院检查身体也离不开激光，我们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有经过验证，也离不开激光。

所以我说有一句话这样讲，大部分人认为对的事情，那肯定不是企业家做的事，企业家做的事是大部分人认为不可能，不对的，这才是需要你来做，这个是需要你来判断。也就是说，每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它究竟能不能成功。所以说企业家不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求解决，但是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你的条件，你认为你可以创造条件，但是你可能没有成功地创造出来，这样你就失败了，所以企业家大致是这样一个命运，叫成王败寇，成功了你是个英雄，失败了，你就是骗子。那创新的不确定性，我理解为四个方面。

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就是蒸汽汽车出现的时候，使得英国各种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害，包括传统的客运、马车都受到威胁，有饲养马的人、道路相通的农场还有火车、铁路公司都会反对他，他们就不断地对英国议会上书禁止蒸汽车。那么这些与技术没有关系，这些与制度，特别是不同的制度的对抗的时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喜欢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学生，后来他下海了，他问我，老师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去，你说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说我真是没有能力告诉你行还是不行。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咖啡，东方人喝茶叶，西方人喝咖啡。

在1675年12月，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布了一个法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所有的咖啡馆必须在第二年的1月10日之前关闭。不可预测就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过去没有的。